“如果教师对自己的事业毫无热情，只抱应付的态度，他就不可能有什么成绩……教师本人必须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得积极、热情，有浓厚的兴趣。”

　　这是苏联教育界代表人物之一伊·阿·凯洛夫（1893—1978）在其主编的《教育学》中的话。

《教育学》凯洛夫　主编

　　凯洛夫为中国教师知晓，主要是因为他任总主编的《教育学》70年前被引进中国。1951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首次出版发行凯洛夫《教育学》，一时间洛阳纸贵，该书成为当时师范院校公共课教育学必修教材和广大在职教师的工作宝典，有的地方甚至人手一册。

教育界熟谙凯洛夫

　　凯洛夫《教育学》强调教师、课本和课堂三中心，这对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学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人教社文化教育编辑室主任刘立德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当时，我国一些中小学校甚至出现这样的现象：“要搞什么工作，就找‘凯洛夫’；要进行自觉纪律教育，就学第十二章；要召开家长会，就学第二十章。”其中的“凯洛夫”，便是指凯洛夫的《教育学》。

　　上述现象的出现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上下学习苏联的热潮有关。据刘立德介绍，当时新中国大力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在新教育体系建设方面毫无经验，而凯洛夫《教育学》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编写的比较系统的教育学著作，是苏联教育经验的集中代表，它对急于了解苏联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新中国来说，可谓恰逢其时、雪中送炭。

　　1950年12月1日，人教社正式成立，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翻译出版苏联师范教材和教育学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凯洛夫《教育学》。据统计，1950年12月至1952年12月间，人教社先后4次翻译出版或修订再版凯洛夫《教育学》。其中1952年12月作第二次修订时，人教社在书后增列了俄中名词对照表。

　　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强调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或知识、练习）、布置作业的“五步教学法”的凯洛夫《教育学》，出版后风靡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将其作为教材，一些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教师也将其作为业务进修读物，不少教育学专家纷纷在报告会上谈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体会。在各方力量推动下，凯洛夫《教育学》很快成为教育界耳熟能详的图书。

凯洛夫《教育学》在人教社

　　在人教社编辑出版凯洛夫《教育学》的过程中，有个凯洛夫本人在中国“自荐”这部著作的故事至今流传。1956年12月30日至1957年1月21日，凯洛夫率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访华。在接见会上，凯洛夫向人教社社长叶圣陶透露了新版（1956年俄文版）《教育学》刚刚出版的信息。叶圣陶认为，人教社应尽快翻译出版新版《教育学》，以进一步满足全国上下教育教学的需要。凯洛夫听后非常高兴，回国后立刻派人将新版《教育学》寄给人教社。

　　对于此事，当时的《人民教育》杂志有篇文章这样描述：“这本新的教育学教科书寄来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在紧张地从事翻译，预计明年五六月可以同读者见面。”

　　确如该文所说，人教社对这部书的翻译出版高度重视，组织了社内外专家陈侠、朱智贤、邵鹤亭、于卓、李沂、熊承涤、郭如琴、张渭城、李子卓、陈友松等联袂翻译，于1957年3月出版了新版凯洛夫《教育学》。

对中国教育贡献不可忽视

　　从一定意义上说，凯洛夫《教育学》对新中国教育学发展有着深远影响。近期，有人认为凯洛夫《教育学》是发霉的“奶酪”，应全盘否定。对此，刘立德表示，首先要肯定凯洛夫《教育学》对中国教育的巨大贡献，其次再客观地分析其负面影响。

　　刘立德说：“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对社会主义教育规律和理论的探索，在凯洛夫《教育学》中都有重要体现。正如著名教育学家瞿葆奎先生所说，从教育学建设角度看，苏联的教育学‘帮助国人完成了教育学理论模式的格式塔转化，填补了当年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空白’；‘当然，苏联的教育学本身有许多不足，如操作性较强，理论性较差；教条性较强，辩论性较差等’。”

　　“应当说，瞿葆奎先生对凯洛夫《教育学》的评价客观公允、切中肯綮，我们就是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这部《教育学》。”刘立德说。

《教育学》（第七版）　王道俊　郭文安　主编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6月10日/记者 章红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