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新华字典》

　　说起《新华字典》，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它的诞生竟然与扫盲有关。然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盲、半文盲占80%以上。文盲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拦路虎”。为识字、学文化，当时社会上对字典的需求旺盛。上世纪50年代，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东北军中谓但能指出某种小字典较为切用，彼处即需20万册。”然而，“市上小字典当在百种以上，大家抄来抄去，猜想皆此类耳。出版家喜出小字典，视为商品，未能多为读者着想。我社有鉴于此，故成立辞书社。”

　　1950年8月1日，在叶圣陶的提议下，新华辞书社成立，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魏建功受邀为新华辞书社社长并担任《新华字典》主编。3年后，《新华字典》正式出版。

魏建功与《新华字典》

　　魏建功生于1901年，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魏建功一直致力于推动文字改革和推广国语（现称普通话），是当时国语推行委员会的骨干。为更好地在全社会推广国语，魏建功始终希望能编纂出版完全用白话释义的新式字典。

　　1949年年初，魏建功约请语言学家金克木、周祖谟等人来家里讨论白话字典的体例和设想。多年后，金克木在文章中回忆此事说：“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1949年4月，根据讨论的意见，魏建功拟了《编写字典计划》，设想所编字典应“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并作为《新华字典》编写的理论指导。1953年10月，魏建功心目中完全以白话释义的《新华字典》终于面世。著名语言学家袁家骅对此评价：《新华字典》摆脱了旧字典注释陈陈相因的老套子，每个字的释义都明白如话。

字典与人教社的渊源

　　翻阅1953版《新华字典》，封面上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字样，显示出《新华字典》与人教社的渊源。时隔66年，《新华字典》虽在人教社仅出版有1953版、1954版，但它是人教社和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闪光点。

　　对工具书有着研究的人教社辞书编辑室主任、编审谢仁友说：“当时《新华字典》虽有魏老主持编纂，但叶圣陶社长对于这项工作也费了不少心血。叶老在1950—1954年的日记中，有128天记载了《新华字典》的编写出版工作。其中，有组织人力物力，有商议宗旨体例，有看稿修订意见，有检字表编排，还有编纂进度安排、出版安排等。字典的原稿和修订稿，均逐字逐句仔细推敲过，有的地方像改作文一样进行修改。”

　　有趣的是，1953版《新华字典》在印制中发生过的一个小插曲。原来，195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音序版《新华字典》500万册上市后，一些南方地区的读者反映，他们对注音符号不熟悉，按音序排列查字典不方便。于是魏建功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稍作调整，又编辑了部首版《新华字典》。1954年8月，部首版《新华字典》再次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识字者易学易记是宗旨

　　“今天再看首版《新华字典》，越看越发现它的开创意义不凡。”谢仁友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不仅文盲、半文盲很多，儿童入学率也相当低。在当时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极低的情况下，《新华字典》在释义、用图、排序等方面，都考虑到识字者的易学易记，这就奠定了它是新中国第一部完全用白话释义、白话举例字典的地位。

　　比如凡形声字，声旁同者列在一起，既体现汉字的特点，又便于识字者学习，改变了当时工具书重文轻语、脱离人民群众语言、释义辗转传抄、缺乏语文科学分析的弊病。

　　不仅如此，《新华字典》对普通话的推广也作用重大。《新华字典》第一次以字典的形式将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成果巩固下来，人们学习普通话从此有了一个查检方便的国家标准。

　　岁月如水，今天的《新华字典》不再是人们识字的唯一工具书。回溯66年前《新华字典》诞生的过程，这位“无声”老师对新中国建设的贡献，不止于初期的扫盲运动，还在于它对中国工具书编写和出版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5月27日/记者 章红雨）